关于知识经济的思考

如果说1973年出版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名著《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还只是从理论上阐述“甲社会之后将要来临非甲社会”这样一个推论上，那么，时至今日，继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以后的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确确实实已经来到了我们面前。这多少有点让我们这些还在传统农业经济条件下为解决温饱，为实现传统工业化而不懈努力的人们措手不及。面对这种形势，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知识经济，积极主动地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什么是知识经济和知识经济的时代呢？从有关的迹象和已经展示的资料来看，知识经济的基本特征在于：

——就其基本生产要素来看，知识经济与传统农业、传统工业相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传统农业是以土地和劳动为基础的。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威廉·配弟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17世纪末发生的工业大革命，其生产要素主要是土地、劳动，以及以各种具体生产要素形式表现出来的资本，于是有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萨伊的“三位一体公式”，即土地—地租，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并逐渐形成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而在知识经济的时代，一切都以知识为基础，所有财富的核心都是“知识”，所有经济行为都依赖于知识的存在。在所有创造财富的要素中，知识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其他的生产要素都必须靠知识来更新，靠知识来装备，所谓的高新技术不过是高新知识的凝结。知识经济时代这种独特的生产要素———知识，与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生产要素相比，一是具有无限性，可以源源不断地发明创造出来；二是具有快捷性，其更新的速度非常快；三是具有巨大的波及性，每一项新的发明都可以惠及人类。这倒应了培根早年所讲的“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

——知识经济的知识，通常通过信息表现出来，此即我们所讲的信息时代。“这个创造财富的新体系完全依靠数据、概念、符号和表象的即时传播和散布。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超符号化经济”（托夫勒，《力量转移》第28页）。不断更新的计算机与光纤网络通信，卫星远程通信相结合，将知识的编码、储存、传输，扩散速度极大地提高了，方式极大地简化了。在社会各部门，认识过程迅速地被转移到计算机中，储存和加工信息的技术可以在分散的计算环境中形成巨大的信息网络，在人与信息的相互作用下使信息不断更新。

——知识经济的基础设施也同样有别于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既不是农田基本建设，也不是道路交通等，而是电子通道。为此，不少国家不惜花费巨额投资，用于联结电脑、数据库和其他信息技术的电子网络。

——知识经济时代生产的特点是高品位的不断创新，而其劳动主体则是掌握知识的、具有人力资本的人。在劳动人员构成上，“白领”比例上升，“兰领”比例下降，富裕者是不断掌握新知识的人。

——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知识、发明创造对整个国民经济和综合国力的贡献越来越大，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生产要素，并对经济增长的轨迹和趋势起重要作用。在过去3年美国的经济增长中，有27％来自于高新技术产业，而传统支柱产业中的建筑业只占14％，汽车业仅占4％。此外，知识还可以创造新的资源，大大地缩短生产时间。

——在知识经济中走在前边的国家，向世界输出的是知识、信息、新的发明创造。与此同时，由于电子通道和个人计算机联网，整个世界更加开放，也更具有创造性。

面对知识经济的上述种种特征，人们惊呼力量的转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在他的《决定命运的选择》一书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规定世界上权力与财富性质的游戏规则已经改变。权力不再以诸如某个办公室或某个组织的权威之类的传统标准为基础，财富的涵义正在从诸如黄金、货币和土地之类有形的东西转移开去。一个比黄金、货币和土地更灵活的无形的财富和权力基础正在形成。这个新基础以思想，技术和通讯占优势为标志，一句话，以信息为标志”。而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则将他的新著取名为《力量的转移》。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一个大时代的到来。

扑面而来的知识经济实在给我们以太多的思考和启迪。

第一，知识经济呈现的不仅是经济增长速度快慢的问题，而是代表着产业结构的层次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代表着整个人类经济的未来的新走向。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信息传递极为快捷和开放。这是一场较之工业革命的竞争更难抵御的竞争。在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对比中，曾几何时，日本似乎可以对美国说不，但进入90年代以来，二者之间的差异就大大地显露出来了，9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体是处于二战以后最好的时期，近年来更是保持着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和高增长，并首次出现了预算盈余；而日本经济则笼罩在金融危机的阴影中，早在1990年，托夫勒就指出，“日本经济是由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抬上去的，这个泡沫只要用针尖轻轻一戳就会破裂，那时，它的冲击波将冲向不稳定的东京证券交易所，并且立即波及华尔街、苏黎世和伦敦。”（《力量转移》第460页）。日本今天的经济情况，不幸被言中。这一事实说明，我们在设计未来发展战略时，不能把着眼点仅仅放在传统工业化问题上。在这个特殊的时代，我们不仅要完成传统工业化，而且要同时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

一个国家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一个企业也要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当今世界的竞争已经是家门口的竞争；如果别的国家的企业及时地跟上了知识经济的要求，而我们的企业还停留在传统产业领域，大概是很难不落后的。看来，我们的企业要有国际竞争力，必须从知识经济的要求出发，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且要同时调整自己的管理方式。新的管理方式的精髓在于更易收集和交流信息，更易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更易及时地根据市场的需要，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

第二，失业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知识结构和产业结构的问题。美国是在知识经济方面走在前边的国家，然而就是这样的国家同样存在着失业。这主要是因为结构调整。由于计算机、电子信息系统的采用，迟迟才调整结构的老工业部门被步伐更快的竞争所摧垮，于是出现了不同于机器大工业时代的劳动力过剩的失业，即由于技能不配套、不适应的失业。重新就业对劳动者要求更严了，因为传统工业化所需要的基本上是工种可以互换的工人；而在知识经济下，技艺不断发展，工作岗位越来越难以互换。这说明，当社会不需要某种产品，不需要某种生产方式的时候，也就不需要某种技术，以及掌握某种生产技能的人。不过，通常当一种新的技术代替原来的技术的时候，总是能同时创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乃至新的行业（例如高层次的服务行业）。由于技术比以前复杂，更新换代加快，这就要求人们多学点同本专业相接近的专业知识。

第三，面对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必须重新思考和调整我们的教育方针。教育是生产知识的产业，但要看是什么样的教育。为了迎接知识经济的挑战，采取崭新的、不再以旧工厂模式为基础的教育方式，是完全必要的。我国历史上有着重视技术发明、忽视科学的倾向。建国以来，我们更是着重于应试教育，有的甚至用过时的知识在教育学生。看来，一个国家要走在世界的前列，不仅在于有没有教育，而且在于有什么样的教育，以及把人教育成什么样的人。教育作为一种产业，本身也有一个推陈出新、调整知识结构的问题。现在，有关部门要求把应试教育转变为素质教育，真正是抓住了问题的真谛。

第四，应当有一套使知识、创造、发明脱颖而出的制度安排。我国历史上虽然有令人骄傲的四大发明，但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和相应的法律制度，这就极大地扼制了本来可能更为蓬勃的发明创造。历史上仅有的发明创造，要么是在忠君思想的支配下创造出来的，要么是出于一种个人兴趣和爱好，而很少用个人收益与社会收益、个人收益与个人成本这样的思维方式来审视发明创造。当涉及到保护个人收益的问题时，则用保密的方式，即“传子不传女”的方式加以解决，这就不仅压抑了人们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也极大地降低了发明创造的社会效益。此外，由于这种发明创造缺少扎实的科学基础，因而很难规模化，系统化，这大概正是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四大发明，但没有发生产业革命的原因所在。当我们反思历史，面对现实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创造一套能使科学进步、发明创造不断脱颖而出的制度安排和人文环境。（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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